与徐州师范学校的缘分，像冥冥之中的注定。1995年大学毕业前，对这所并不遥远甚至近在眼前的学校，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也从未和她有过什么牵连，只隐约记得，有一次从她的校门前经过，看到一条横幅，好像是欢迎一个什么日本代表团，很奇怪这样一所看上去“很小”的学校竟然还有国际交流活动，因此就记住这件事。
毕业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同学把我从午睡中叫起来，通知我去徐师“试讲”，我很莫名，但还是去了，没讲几句话又被人叫下台，从此离开，不放在心上，只以为是一个小误会。直到想去的单位接不到我的档案，直到我的同学们都已忙起了自己的工作，我才恍然大悟跑到学校……我常想，缘若琴弦，我和徐师的缘分也算“一线牵”了。
最初对学校的印象谈不上“好”，这么一所几乎位于城市中心的校园实在是太小了，据说只有七亩八分地。一进学校西大门，左手一栋教学楼兼办公楼，右手一座宿舍楼，大门对面是只有一层的图书馆。可以说，只需三眼，便能把校园“看穿”。办公条件局促，全校的语文老师就一个办公室，在教学楼二楼的东头，我的办公桌距离语文组办公室的大门不足两米。但几乎所有人都羡慕我进了这样一所学校，因为那时正是中师最红火、最辉煌的时候。学校.生源拔尖，中师录取分数线普遍远超重点高中，县域最顶尖的初中毕业生放弃大学升学路径，选择免费就读、生活补助、毕业包分配的中师，怀揣扎根乡村小学的朴素理想入校。学校的氛围也松弛温暖，没有升学考核压力，办学核心是 “培养合格小学教师”。教师潜心打磨教学技艺，注重师德熏陶、习惯养成与人文滋养，因学生大多来自农村，需要住校，所以师生朝夕相伴，感情深厚。
最初的教书生活是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气的，每天课备得不怎么样，上讲台的热情却很高，常干些讲错了又死不认帐的事，好在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他们也不计较，但会课后找好正确答案，写得清清楚楚，等下次上课恭恭敬敬交给我。也和几个新同事新朋友过了一段不知天高地厚的快乐时光，别人都在上课，我们却在周长不过200米的场地上大呼小叫地打排球、篮球，还把无数网球打到了小小的校园外，再也寻不着；或者，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一边聊天，一边吃零食；或者，偷偷溜出校园去买早点、逛街……现在想来，那时领导和老师们能容忍我们这样，也真是宽厚之极。
仅仅8个月后，1996年4月，学校从拥挤热闹的市中心迁至空气清新、视野开阔的徐州南郊。那时的南郊风景秀丽却人烟稀少，每到晚上，四周一片漆黑，惟有我们的校园灯火通明，如夜的眼，我们为拥有这样一座宏大又极有古典韵味的新校园激动了一阵子。但很快，这份激动就被日益繁忙的工作取代，校园大了，学生多了，老师少了，工作重了。我也从最初懵懂的意气风发到紧张不安，终于体会到大学时一篇英语课文中“教师职业焦虑”的含义，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生涯。
他们，曾让我自卑又骄傲
随着对学校的了解特别是对这里的“人”的了解，一向感觉良好的我竟有了自卑感，因为这里的“人”太厉害了。
这里的老师厉害。走在校园里，一个个身影走过去，就会伴随着这样的介绍：
“这是史美芳老师，钢琴皇后。”
“快看，徐桂华老师，徐州最厉害的女高音。”
“哎，那个不苟言笑的是严渭生主任，你见不到比他更厉害的指挥了。”
“这就是当年舞台上的洪常青和吴清华，教舞蹈的张艺文和李东升老师。”
后来才知道，徐师的音乐组、美术组几乎集中了徐州艺术领域最顶级的人才，他们中很多都是徐州地区文工团解散后来这里工作的，艺术造诣极深，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那时的我是不敢走上前与他们对话的，只是远远看着，听着，或者在学校的演出活动中，看他们在舞台上气度非凡，闪闪发光。记得有一次，和同样刚分配来的郭铜一起去艺术楼玩，见到一个瘦瘦小小、气质清冷，穿着朴素的男老师，听说是“琴房管理员”。却不曾想，这个“管理员”空闲时拎出一把二胡，一时间，如泣如诉的旋律在整个艺术楼回荡。看着我惊讶的表情，郭铜说：“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他的画更绝！”这就是以“工人”身份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的祖茂功老师。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时的徐师，你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人，因为随便一个，都可能是身怀绝技的“扫地僧”。面对这些人，从小只会读书考试的我，不可能不从心底生出一丝自卑。
更令人“崩溃”的是，那些学生也让你自愧不如。那时的中师生，都是以高于徐州一中的分数线进入师范学校的，再加上未来职业需要，除了中考外，考生还要另外参加多项“面试”，经过层层选拔的他们不仅成绩优异，个人素养高，甚至一段时间后，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也迅速提升，让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毫无优势和底气。我清楚地记得，93级的学生邀请我去指导一下他们的课本剧，结果我被他们的演出感动得泪水涟涟，什么也说不出……。“三字一话”是师范生的基本功，他们每个人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了提高我们这些人的“威信”，学校对青年教师的基本功要求也很严格，定期交作业，搞比赛。为此，还弄出个笑话。“写字”是我的弱项，同组的于克柱老师是一位书法造诣很深又和蔼可亲的老教师，为了帮助我应付“毛笔字”比赛，就用正楷帮我写了一幅作品，连名字也署上我的，以便临摹。我把它挂在墙上，准备日日苦练。但没两天，我就发现，我的办公桌前常常走来一个人，对着墙上那幅字看上一会儿，点点头，或咂咂嘴，走了。很快，校园里就到处传着这样一则消息：语文组新来的一位女教师，字写得可棒了，大家快去看……
这种“自卑”也是动力，让我不敢有一点懈怠。时间越长，了解的越多，我就越为这所学校，为这里的老师和学生感到深深的骄傲，我知道，这所校园和校园里的每个人，都将是我生命里的温柔渡口。
于克柱老师是语文组的“老教师”。初见他时，他微笑着，亲切和蔼，面容慈祥，语速缓慢，一件灰色短袖，虽洗得近于白，但干净平整。印象最深的是那双手工的圆口黑色布鞋，不知为什么，这样一双本应该是极“土气”的布鞋，在于老师脚上就显得特别斯文有气派，让我肃然起敬。
教了一辈子语文，于老师似乎并不重视自己用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在他看来，课上得轻松，讲得明白，就是好课。他说：“语文课，把学生上得那么累，就一定有问题了。”听于老师的语文课，我们常常忘了自己是听课的老师，而完全“变成”了学生，因为，你听他讲那些东西，你就忍不住想和他交流，他随口问一个问题，你就觉得满心满口都是想说却未必能说清的话……仔细想来，这就是孔子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另一种境界吧。于老师也是一个不搞所谓的“科研”的人。他喜欢学生，喜欢语文，喜欢读书，喜欢书法。但他不喜欢写“论文”。我们都为他遗憾，以为以先生的才学，写点文章，出几本书，那是既简单又名利双收的事。但他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一个老师，“上好课”比什么都重要。先生的课里，是看不到油盐酱醋糖的，那些东西，都“融化”在里面，只有味道，没有痕迹。倒是他的板书，成了学生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印记，即使对语文少有兴趣的，也会因其隽秀的粉笔字而凝神忘情。下课，于老师离开，板书却成了学生争相描摹的“红帖”。
于老师在书法领域，是无名的大师。他的字有一股清秀的神韵，让人赏心悦目，所有见过他作品的人都忍不住想求墨宝一张。他从来是有求必应绝不吝啬的。有人说，奇货可居。于老师却说，贵贱在心。他的字，只用来修身养性，会友辅仁，因此，见过于老师书法作品的人都会感叹，不懂生命之理的人，大约是写不出这样一手好字的。这样一手好字堪称大师的先生，却做了多年的少儿艺校的书法老师。所谓“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多少英雄名士，不过用一身本领换功名利禄，而于老师，倾全部心血，只为更多的孩子喜欢写字，写好字。正是这种超功利的智者心境，使他获得了一种人格的力量，使他总是能够在学生的成长中感受满足与快乐。语文组的另一位优秀教师陈萍是徐师毕业保送读大学又回来任教的，她讲过一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分。她说工作后，有一次去拜访于克柱老师，说到高兴处，忍不住提笔写下几个字，请先生看看是否有长进。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于老师一边表扬她的进步，一边从书房拿出一个作业本：“你看，这是你上学时写的字。”陈老师大惊，因为这是她十几年前读师范时的作业本。但她没有敢做出讶异的表情，因为，这于先生而言，似乎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徐师老一辈教师的集体写照，没有丝毫“功利之心”的他们，把教书育人做得那样平常，又那样纯粹。
生物学科的陈黎平老师是身上有些“光环”却又低调到你几乎听不到他讲话的人。他的生活，除了最基本的吃饭、睡眠，其它时间似乎全部在看书、备课、上课，改作业，绘制教学挂图。炎热的夏天，他在桌边放一条湿毛巾，却往往大半天也用不了一下，别人奇怪他的忍耐力，他却奇怪别人的汗流浃背：“热吗？看书会热吗？”寒冷的冬天，他的办公室放一件小小的棉被，他常常是把这小棉被往腰间一围，再找根绳子一系，就一整天一整天的看书备课了。有一年春节，学校领导去看望他，没想到，大过年的，陈先生不休息，不访友，不办年货，居然在家里安安静静写教案。用一生的时间去备一节课的陈先生，自然在教学上如鱼得水，炉火纯青。在那个信息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他亲自制作玻璃投影片400余张，绘制大型教学挂图80余幅，令人叹为观止。他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荣获了江苏省红杉树教师奖银奖。可对这些荣誉，他只字不提。我们几个年轻人对他是“敬而远之”，还私下感慨：“哎，咱们教书是为了活着，陈老师活着，是为了教书。”
在那座美丽的校园，你总会不经意间遇到这些人：挺拔俊朗，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儒雅、谦和的老知识分子气质的美术教师李焕岭；从不愿意多说话只埋头把“事”做到最好的音乐老师王远明；一口吴侬软语，永远用最大善意和这个世界结缘的物理老师裴翠雯；淡泊名利，一身正气又才华横溢的校长张兴朝……陶行知先生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时师范学校信奉“师范先范己”，所以老师们的自我要求很高，他们师德高尚，初心纯粹，功底深厚，用爱心成就了无数学生，用人格竖起了师德丰碑。曾和他们一起在徐师的校园里工作、生活，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和骄傲。
这里是一座宝藏
工作10年后，2006年，徐师迎来了自己的百年校庆。参加校庆筹备工作的过程中，我就像一个无知的孩子走进一片森林，原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游戏，没想到越走越远，越走越深，越来越惊奇。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我几乎忘记回头，忘记来时的路。吴亚鲁、潘岩、徐林侠；王子云、段谷风、李可染、魏建功、萧龙士……一百年来，她人才辈出，如星汉灿烂，点缀于历史长河。师范学堂、省立七师、三女师、五临师……她历经世纪沧桑，见证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越来越觉得，能在这里任教是我的荣幸，因此，有一份选择了她的庆幸，有一种被她选择的庄严。
徐师有一个并不特殊的开端。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正在新与旧的撕扯中挣扎，废除科举的命令在1905年秋天颁布，各地师范学堂应运而生。1906年，时任徐州道尹的袁大化创办了徐州师范学堂，并亲自撰写碑文，记录了学堂兴建的过程，其中提到：“徐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而文风稍逊于东南……”的确，在古城徐州的历史上，更多的书写着刀光剑影，记录着金戈铁马。从楚汉战争到淮海战役，这块土地历经了太多血与火的考验，而彭祖与道教的飘逸，苏轼云龙放鹤的洒脱，都模糊在这弥漫的烽火硝烟中。袁大化，安徽涡阳人，曾任漠河金矿总办，并因业绩突出而提升为二品道员。和中国许多实业起家的知识分子一样，袁大化有着兴学堂、振文风的远见卓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徐师的创办人后任新疆巡抚，离任后蛰居天津。30年代初，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关东军曾谴人要他去长春任职，袁大化以“一臣不事二主”为由坚决拒之，保持了应有的气节。这份兴学的眼光和民族的大义，也似乎埋下了徐师爱国与重教的火种。从此，爱国牺牲、刻苦读书、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像辉煌灿烂的诗篇，淋淋漓漓地写满了徐师百年。
徐师是徐淮地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徐师的爱国师生用自己的生命燃成熊熊火炬，在徐州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吴亚鲁，省立三女师教员。1923-1925年受党组织委托在徐州开展革命工作，以三女师为主要活动阵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1925年组建徐州第一个地方党支部；苏同仁，省立三女师学生，徐州第一位女党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人，并代表中国妇女出席了在欧洲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周仲穆、解慕唐、陈履真、戴蔚侠、李贞乾、潘琰、徐林侠……为了创造一个新中国，徐师数十名师生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重教尚文之风也在徐师滋生蔓延，1912年的秋天，萧龙士正和和王子云一起跨入江苏省立徐州师范学校，以后，他们中一位成为一代国画大师，一位成为著名雕塑家、杰出的美术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经历过延安抗大生活和革命战争洗礼的张达成为解放后徐师的第一任校长，她是一位干练卓越的领导者，同时也把抗大精神带到徐师，为徐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徐师又经历数次搬迁，1972年到1996年24年中，从市区到北郊万寨，再回市区，复迁南郊铜山新区……辗转周折，备尝艰辛，但其间磨砺和积淀的师生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却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
而事实上，这样的发展历程和辉煌办学业绩，几乎是中国“师范学校”的共同轨迹和底色。这些“老中师”，大都伴随着中国近代史成长起来，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和对光明、真理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70年代后，又深耕基础教育师资培育，撑起了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师资根基。
师范学校，是中国“素质教育”最鲜活的实践场。在这里，学生不必背负沉重的应试枷锁，教师不会唯分数评判育人成败。下午四点过后，校园真正属于学生：绿茵场上奔跑呐喊，阅览室静心品读，琴房琴声悠扬，画室笔墨挥洒；课余与假期，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区，参与公益实践，触摸真实的社会生活。“全科型”教师的培养使得中师的诸多课程平起平坐，音体美和语数外、数理化一样，受到学生的普遍重视，不仅课时量多，教学条件好，要求也很高。与此同时，教学技能的训练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三字一话”、“吹拉弹唱”，甚至体育口令、儿童舞蹈、游戏编排、科技制作……“全面而个性”的发展在这里不是梦中的“理想”，是看得到的真实图景。2002年，作为班主任我送走了只有30人的97级13班，而毕业前，我的学生有的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有的举办了个人的书法作品展，有的完成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集，更多的在毕业汇报和展演中拿出了精彩的表现。我常常想，只有真正在“老中师”呆过的人，才见过“素质教育”的模样，才知道“五育并举”的意义。
师范学校，有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最成熟的范式。“毕业即分配”的制度让学生一入校便笃定未来要扎根讲台，这份笃定让他们目标明确，心无旁骛、极少出现倦怠、浮躁的问题。而学校的育人目标也同样是“有的放矢”，努力做到师范生从“学生”到“教师”的无缝对接。教育见实习是中师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一直都在稳妥、有序、严格、规范中进行。学生们经常到小学听课、学习，为了上一次讲台要无数遍的试教、试讲，辅导老师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编写教案、如何设计板书。我印象中，每年学生见实习前，我们都是没有午休的，因为要“试讲人人过关”。在实验楼四楼的微格教室里，学生一个个进来，认真投入地讲课、提问。记得有一次，夏天的中午，我实在撑不住，就打了个瞌睡，结果那个试讲的女生“不依不饶”，非要再讲一遍，因为她认为自己讲得不好：“我都把老师讲睡着了。”作为带队老师下小学实习，是一件极其光荣但有极其辛苦的事，路近的时候早出晚归，路远的时候就打起背包与学生同吃同住。所有人都带着强烈的教育使命感和对讲台的神圣感。教育学科组的老师还会在学生见实习前拿出诸多小课题，指导学生在实习期间做好调查研究。总之，师生们总是带着课题下小学，带着问题回师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得以思考和回应。从徐师毕业后来历任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长、鼓楼教育局副局长的张艳说：“那时我们刚毕业站上讲台就完全适配小学教学，没有漫长适应期；后来做校长抓课堂、抓德育、抓班级管理也算得心应手，好像天然就懂小学生成长规律。”
课堂，不是教书，是做示范
浸染着这所校园的无形无影的启示和伟大灵气，我也在课堂上茁壮成长。作为培养“上课”的人的地方，学校始终把课堂当作年轻教师“摸爬滚打”的实战阵地。老教师总是告诫我们：“在师范学校上课，不仅是教知识，而是在做示范！”
我们的成长就是从一节节公开课、比赛课、观摩课开始的。没有升学压力，不唯分数；学生学习习惯好，综合素质高；注重教学素养，培养综合能力——这些使得师范学校的课堂扎实又灵动，严肃又活泼。所以，年轻教师在教学起步阶段的束缚并不多，个人的特点也能被包容、鼓励。记得我的第一次公开课执教的是台湾诗人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具体的情形已记不得，只记得和学生们一起朗诵这首诗时，不知觉眼睛湿润，装作转身擦黑板偷偷抹了一下眼睛。课后，听课的金燕老师说：“我看到你流泪了，这是真情，是投入！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学生，没什么好害羞的。”一句话，让我明白我手中的语文课本不仅仅是“教材”，我课堂上的学生不仅仅是“听课人”，它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备课、上课，就是和这些生命的对话，就是“我们在一起”，感受生命的悲与喜，苦与乐。
老师们鼓励让我敢于在课堂上不断创新，2004年，我在一次全市的公开课上做过一个大胆的尝试，即，用多学科教师合作教学的方式来教授宗白华先生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选择这篇文章来做尝试，一是因为其“难”。宗先生作为中国美学大师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大家，在本文中以行云流水的语言，从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各方面管窥了中国艺术表现的重要特点。但由于学生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疏离，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领会文章的精髓的。选择它的第二个原因，则是我希望借助这样一篇文章完成我在课堂教学模式上的一种新的探索。我邀请了美术学科老师武维传和刚刚工作一年的音乐教师程岩。课，还是语文课，但两位艺术老师的“加盟”让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实结合”变得生动、形象、精彩。记得武维传上来，只三两笔，就在一张宣纸上画出了一幅意境高远的山水画，明明只有一叶扁舟，大家却在空白处感受到了水波浩淼；程岩老师上台只几个京剧动作，就让学生明白了什么是“鞭子一扬，春风得意马蹄疾；双手一摇，轻舟已过万重山。”当时这种多学科教师合作教学的方式，在全国范围都很少见，一时传为佳话。而我深知，这样的尝试和创新得益于师范学校的深厚底蕴，也得益于它开放、开明的办学氛围。
“课大于天”，是这所学校的信念，也是它为我们年轻教师铺下的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在师范学校工作20年，我从未因个人原因缺过一节课、请过一次假，在我看来，“课堂”，就是一个老师生命绽放和起舞的地方，也是教育精神闪烁和传承的地方。
那时张兴朝校长常说：“一个教师的成长，是万万不能离开讲台的，这是常识”。他也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就是在师范学校三十八年，除了中间两年脱产进修，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讲台。我一直在上课，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后来做行政管理者。所以我觉得坚守讲台是教师成长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的课也是一届届学生的“最美回忆”。在他眼里，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字排列，而是思维之美，理性之美，所以他的教学语言总是那样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无论是扇形那“优美俊俏的弧线”，还是正弦函数中那“起起落落的人生”，或者正切函数图那“潺潺奔流而下的小溪”，每一个学生都在这样的语言中学习数学，学习文学，也学习做人。
美术学科的李焕岭老师，在临近退休的前几年接手了一门新的课程，学前教育的手工课。当他发现这门课没有配套的教材时，竟从零开始，编写了《幼儿园手工设计与制作》，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本教材中所有的插图作品，全部出自他之手。软纸工、硬纸工、橡皮泥塑、综合材料设计与造型，以及美术字等等，精美之至，生动之极，令人爱不释手。这样一本绝对“原创”、依托实践、图文并茂的教材由河海大学出版后，立即受到各教学单位的欢迎，并很快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教材的候选作品，在全国推广使用。但最感动我的，还是李老师在后记中的一段话，他说：“多年的粉笔生涯，带着学生们画画、做手工，在探索中寻求进取，其乐无穷，在教与学的和谐气氛中，也让我与我的学生们接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每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我感慨富有人情味的教学和师生交往也应纳入新时代教育改革的范畴。”这段话，正是“老师范”最可宝贵的精神传承，在这里，教师不只是“经师”，更是“人师”。课堂上，不是传统的“师道尊严”，而是师生间的平等、尊重，是处处闪烁的人性和教育的善与美。
学校大力倡导各种各样的教学研讨和观摩活动。那时最常见的景象是，一节很普通的公开课，听课教师人数要比上课学生人数还多，只要没有教学任务，大家就自觉地拎起小板凳，走进课堂。在大家看来，“听课”不只是教学任务，也不只是相互的学习切磋，更是对上课教师的尊重，对课堂的尊重。有一次，一个年轻教师的“汇报课”时间正好与例行的行政办公会时间冲突，而校长作出的决定是：“那就把听课作为本此行政办公会的内容之一吧。”看着全校中层以上干部都自带板凳向教室走来，上课的老师又紧张又激动，后来他说：“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骄傲，我为我的学校骄傲！”“推门听课”是一种颇有争议的做法，但在徐师，它极为普通、常态，也不会引发什么舆论。那时分管教学的张逢成校长，一学年的听课量可以达到200节左右，可以说，他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听课，或者在上课听课的路上。
因为教学颇受学生欢迎，也有自己的特色，我的课就成了年轻教师的“推门课”。清楚地记得，2009年，我全年的教学中有同事随班听的课占到总课时的80%以上，连学生们都很奇怪：“高老师，那些老师天天来，他们也要参加考试吗？”那些眼睛，是信任，更是鞭策；是压力，更是动力。课堂的庄严神圣，不仅深深镌刻进我们每一个人的骨血里，也为学生完成了最初的教育塑造与启蒙。
大幕落下，余音犹存
2000年前后的师范院校层次结构调整拉开了我国师范教育改革的大幕。中师30年辉煌，慢慢在时代的大潮下渐行渐远，归于岁月深处。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普九全面完成后，义务教育不再只需要 “够用的全科老师”。社会对教师学历、科研能力、课程研发素养要求大幅提升，三年制中专层次的中师培养规格难以适配新标准。与此同时，高校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开启，初中生可以读普高、考大学，未来学历上限更高、职业选择更多元，原本涌向中师的顶尖生源大量转向普通高中；中师录取分数线连年下跌，生源整体素质下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质生源根基。中师的陨落如同牡丹的凋谢，因为它几乎是在最辉煌的时候快速地向低谷落去，让我常常想起张抗抗在《牡丹的拒绝》中的一段文字：
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
2000年，徐师的毕业生忽然就遭遇了“双向选择”，97年入校时笃定3年后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师范生遇到了“可能不被岗位选择”的情形，一批学生未能于当年9月顺利入职。这直接导致师范学校优质生源的断崖式下滑。2003年，江苏在大量中师撤并后，将依然独立办学的12所中师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寻求新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空间，徐师也于2005年升格为“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为了保证生源的质量和数量，学校开始举办“非师范高职”专业，“信息技术”“动漫”甚至小语种的日语、汉语进入学校的专业设置；同年，在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徐师举办了“高中班”，中考成绩相对优秀的学生可以进入高中班并参加三年后的全国统一高考；作为长期培养义务教育师资的学校，它还承担起小学教师职前与职后一体化培养的任务，成为徐州地区的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它及时把握住高校的“对口招生”的机遇，以“5+2”的形式把学生送进了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等本科院校的大门。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2000年以后的徐师，那就是：初心未改，上下求索。那些寒窗苦练三笔字、夜晚弹琴绘画、集体磨课试讲的青葱岁月，那些怀揣热忱奔赴讲台的少年初心，慢慢定格在了世纪之交。
2015年，我到了徐州市教研室工作，以为是离开了师范学校，没想到，工作所到之处，都是徐师校友，交流谈话所及，仿佛往事如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毕业生依然坚守讲台，00年前后的毕业生已经是主力、骨干。他们身上那扎实的基本功、温润的育人心态、对课堂与生俱来的敬畏，依旧是师范学校刻下的鲜明印记。
辉煌落幕，薪火未曾断绝。
